电影《震耳欲聋》通过聋人反诈这一切口，撕开了社会对边缘群体系统性忽视的疮疤，其批判力度与现实映照远超类型片范畴。影片以 CODA 律师李淇的道德觉醒为主线，将聋人群体在信息壁垒、司法漏洞与人性异化中的生存困境层层剖开，最终在法庭戏中爆发为对社会结构性不公的血泪控诉。

影片最尖锐的现实批判，在于揭示聋人群体如何陷入 “双重失语” 的困局。诈骗集团利用其沟通障碍设计 “定制骗局”，通过聋人代表现身说法建立信任，再以 “高回报投资” 为名骗取房产。这种精准收割的背后，是聋人群体因文化程度偏低、信息获取渠道单一形成的认知盲区。更残酷的是，当受害者试图通过法律维权时，司法系统的 “声音中心主义” 又成为新的壁垒 —— 潘阿姨报警时急切的手语被警察误解为 “丢狗”，关键证人因无法有效表达被法庭忽视。这种制度性漠视，使聋人群体维权成功率不足 1%，全国专职手语律师不足百人。

导演通过三重隐喻强化这种困境：玩具厂大院内持续的低频环境音，象征聋人世界与外界的割裂；李淇办公室墙上布满红圈的案件时间轴，具象化聋人维权的漫长与艰辛；庭审中突然抽离的环境音，让观众直接体验 “失语的恐慌”。这些视听语言的创新，将聋人群体的生存困境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冲击。

影片突破传统类型片的非黑即白，塑造了一群充满复杂性的人物。李淇的转变轨迹尤为典型：从利用聋人身份炒作人设的 “灰度律师”，到目睹吴阿姨自杀后觉醒的正义使者，其内心挣扎通过三个关键场景层层递进 —— 电梯中与助手的激烈对峙，醉酒后与大学生的对话，以及法庭上的自毁式辩护。这种转变并非突兀的道德升华，而是建立在五个事件的情感累积之上，展现出人性在现实挤压下的脆弱与韧性。

反派金老板的塑造虽被部分观众诟病为 “工具人”，但其 CODA 身份的设定极具讽刺性 —— 他利用聋人社区的信任实施诈骗，本质上是边缘群体内部的利益背叛。这种 “自己人坑自己人” 的残酷现实，比外部压迫更深刻地暴露了社会信任体系的崩塌。

《震耳欲聋》的 “震耳欲聋”，既是聋人群体通过法律发出的正义之声，也是对所有 “装聋作哑” 者的灵魂叩问。当李淇在法庭上用手语打出 “想要正义，只能自己为自己发声” 时，这句台词已超越电影本身，成为当代社会的警世恒言。它提醒我们：真正的社会进步，不在于掩盖伤疤，而在于直面溃烂的伤口并付诸行动。正如影片结尾那面布满裂痕的律所招牌 —— 虽然不完美，但始终在努力生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