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年伊始，大银幕上出现了两部改编自双雪涛小说的电影，一部是鹏飞导演，蒋奇明与李雪琴主演的《飞行家》；另一部是董子健导演并主演的《我的朋友安德烈》。一个向上，试图冲破平流层，去触摸超现实的浪漫；一个向下，潜入冰封的深水区，去打捞那些被时代规训后的精神残骸。
虽同出一位作家笔下，两部作品经影像改编后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，这不禁让影迷与文学爱好者共同思考一个核心问题：当双雪涛小说中标志性的“失败”不再被允许作为一种独立经验存在，当冷峻的文学叙事被影像的温情包裹，这些改编作品究竟还留存多少原著的现实锋芒，又有多少内核已被温柔改写？
《飞行家》的原著小说，堪称一部关于失败与理想幻灭的编年史，字里行间满是东北工业时代的萧瑟与个体的无力。高立宽与李正道这一辈人，人生完全嵌入革命年代的集体逻辑，他们的理想与命运捆绑于时代浪潮，最终只剩一声叹息；李明奇与高雅风则是迷惘的一代，在理想退场、工厂改制的浪潮中，被迫直面生计的窘迫、家庭的重担与体制的衰败；而“我”这一代人，只能站在当代回望，通过回乡寻人的所见所闻，拼凑那些斑驳褪色的岁月碎片。
原著的叙事结构极具文学性，过去、现在与回望过去的当下相互交织，没有绝对的中心人物，每个人都是时代断面上的一个切片，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时代众生相。尤为关键的是，小说中李明奇的“飞”，从头到尾都只停留在语言与空想层面，是一种无法实现却又不愿放弃的执拗冲动，是个体在困境中徒劳的精神突围，藏着小人物最深的悲凉。
但电影《飞行家》的改编，却走上了一条温情化的叙事之路。导演鹏飞大幅简化了原著的群像叙事，将重心完全集中在李明奇身上，为他的“飞行”赋予了现实动机——为救患病外甥凑齐手术费，为弥补过往的愧疚，让原本虚无的空想变成了有烟火气的坚守。这种改编稀释了原著的冷峻，用暖色调与幽默桥段，将个体的悲凉转化为励志的温情，却也在不经意间，消解了原著中关于失败的深刻思考，让原本的精神突围变成了符合大众审美的个人追梦故事，这也正是双雪涛小说影视改编困境的生动缩影。
